上汽大众、神龙汽车、捷达、北京现代等传统车企接连表态，强调汽车研发可以提速，但可靠性验证不能被压缩。

  一边，有人质疑这些过去几年在新能源和智能化转型中被认为节奏偏慢的合资品牌，是不是终于给自己的“慢”找到了一个更体面的解释。

  另一边，主张平台化、仿真和数字化可以大幅度缩短开发周期的车企，同样被追问：如果新车慢慢的变快上市，第一批车主会不会反而成了“路测员”？

  但这场争论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一辆车应该18个月还是36个月造出来，而是：它到底省掉了什么？

  8月21日成都车展期间，上汽大众大众品牌营销事业执行总监李俊在媒体群访中表示，一些新车从立项到量产已经压缩至一年半甚至更短，但“很多地方的时间被你省下来以后，你将来一定会有隐患的”。

  随后，神龙汽车副总经理余岳峰也明确说，“我们打造一台车并不是说要去造一个速成车”；北京现代、长城、上汽通用等企业也开始公开讨论这一话题。

  作为品牌焕新后的首款纯电车型，捷达M6在成都车展首次公开亮相并开启盲订。官方强调，这款车历经“两冬两夏”，覆盖黑河极寒、吐鲁番极热等环境。

  车展期间，捷达品牌总经理高解放告诉逸年，他几乎每周都会亲自测试M6，提出修改意见，一周后再跟进调整情况。车展第二日凌晨，他还将带着团队继续测试M6在夜间光线受限情况下的辅助驾驶能力。

  中汽协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913.8万辆，市场占有率达到71.8%，合资及外资品牌合计只剩28.2%。

  据盖世汽车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市场共投放116款全新及换代车型，其中自主品牌和自主新势力合计90款，占77.6%，合资品牌只有26款。

  中国新能源车企通常决策链更短，供应商介入更早，研发、产品、制造大量并行推进；跨国车企则往往拥有更复杂的全球决策和供应链体系。

  一款面向多个国家销售的全球车型，需要满足多种法规、道路、气候和用户习惯，还要保证不同工厂和供应商体系的一致性。

  所以线个月，而是面对同等复杂程度的产品，谁能用更少的无效时间，完成足够充分的验证。

  全球适配、法规认证、供应链验证需要时间；漫长审批、部门壁垒和低效率决策，却不能因为“汽车是复杂工业品”就被合理化。

  审批、等待、重复沟通应该压缩；成熟平台可以复用；软件、碰撞、热管理和大量辅助驾驶场景，也能借助仿真工具提前验证。这些都是技术和管理进步带来的效率。

  李俊在成都车展上解释为什么上汽大众坚持“两冬两夏”时说得很直接：“第一次把问题全部暴露出来，第二次完全修正以后再测再验。”

  而这一点，近日在与势科技联合发起人、董事长兼CEO吴甘沙沟通时也曾提到相似观点。

  他强调，极寒、暴雪、风沙、高温、低能见度，每一种极端工况都可能会影响传感器、车辆控制甚至电气系统。更麻烦的是，一些极端天气数据无法在实验室里完整制造。因此一个冬天没解决的问题，有时需要等到第二年相同天气出现，才能继续验证。

  第一次冬测发现问题，修改后需要第二次验证；耐久测试发现结构异常，更换零件以后也要重新测试。

  所以一辆车真正危险的“快”，未必是少跑了5000公里。而是项目时间已经压到没有余量：最后一次测试暴露重大问题，上市节点却已经锁死，没时间再来第二遍。

  2026年1月，工信部修订汽车产品准入有关要求，明确传统汽车参照有关标准开展不低于3万公里可靠性验证；按照现行规程，电动汽车可靠性试验总里程为1.5万公里。

  与此同时，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经启动标准修订，拟将纯电动、插电混动和燃料电池汽车可靠性试验总里程统一提高至不低于3万公里。

  7月，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又在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上要求企业排查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和新技术测试验证等问题。

  监管释放出的信号已经很明确：汽车可以开发得更快，但验证并没有因为这样变得不重要。

  8月12日，他提出：“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需的验证流程。”

  两天后，他进一步解释，仿真和真实道路测试“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共生、协同迭代的关系”。

  他的描述很直观：仿真进行“海量模拟考”，路测进行“精准实战考”；路测发现新问题，再变成仿真的新考题，最终形成闭环。

  辅助驾驶的极端场景、软件逻辑和电子电气系统，本来就适合大量使用仿真。现实道路不可能每天制造车辆横穿、行人忽然出现等危险场景，虚拟环境反而能反复测试。

  但越接近长期物理变化，实车和实物验证就越重要。连接器长期冷热循环后会不会接触不良，密封件会不会老化，悬架长期冲击后出没出现异常，都很难仅靠增加虚拟里程得到答案。

  所以仿真的真正价值，不是少跑多少实车，而是先把大量已知问题筛掉，再把昂贵、耗时的实车测试留给最难模拟的问题。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李颜伟统计，2026年上半年国内上市新车约165款；今年5月，新能源车销量中接近四分之三来自上市或改款不足半年的产品。

  晚半年上市，面对的可能已经不是同一批竞争对手；晚一年，一项原本领先的配置甚至有可能已经变成标配。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工程开发天然受到商业节奏挤压。

  但如果基础硬件可靠性问题集中在交付后暴露，再通过更换零件、改款甚至召回解决，就属于另一回事。

  比如今年7月，小鹏X9部分用户在高温等极端环境下遭遇空气弹簧故障，小鹏随后致歉，并将前空气弹簧系统质保延长至8年或16万公里。

  一个问题究竟来自前期验证、供应商一致性、生产批次还是极低概率故障，需要具体分析。

  因此更合理的边界应该是：用户都能够帮助车企发现长尾问题，却不能成为基础可靠性验证的一部分。

  如果验证闭环还没完成，就为了市场窗付，再把首批用户反馈包装成“用户共创”；如果本应在工程阶段解决的问题，被解释成“快速迭代”，所谓共创就变成了把试错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这才是消费的人真正担心的“速成”，不是18个月本身。而是自己买到的究竟是一辆完成验证的商品，还是一辆已能卖、但还没有完全做完的车。

  传统车企强调长期验证没有错，但不能把新能源转型慢、智能化响应慢，都解释成对汽车工业规律的尊重。

  卢放强调平台化、数字化和仿真可提升开发效率同样没有错，但“更快”一定要能解释：到底快在哪里？

  压掉审批、等待和重复开发，是效率提升；依靠平台复用和仿真缩短周期，也是工程进步。

  所以中国汽车下一阶段真正需要证明的，已经不是“能不能18个月造出一辆车”，是18个月以后交出去的，究竟是一辆已经验证完成的车，还是一辆等待消费者继续验证的车。

  谁能把没有价值的时间压到最短，又把真正需要的验证留得最完整，才是这场“速成车”争论最终应该比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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